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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連載:“太原堂”王氏尋根之五

2019-06-16 12:22:53來源:王大良 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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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王氏簡史

王大良  王成
(選自《中華王氏通書》第四章“太原王氏尋根”,天地出版社2013年版) 

 
         五、太原王氏晉陽支
         太原王氏的晉陽支,也稱晉陽王氏,可考的歷史開始于東漢末年的北中郎將王柔和代郡太守王澤兄弟,時間比祁縣王氏稍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和《古今姓氏書辯證》等說,王柔、王澤兄弟是漢揚州刺史王霸之后,是王霸之子王咸的19世孫。其說可能來自唐代王氏私家譜牒,尚缺乏歷史的證據。況且在王咸和王柔、王澤兄弟之間僅有100多年時間,無論如何也傳不了近20代。這種“19世孫”說或許是“六世孫”之誤,因為在自右至左的豎排文體里的“六”寫的稍開就近似“十九”,有亥豕魯魚的可能。而《三國志·王昶傳》則說,王昶家于晉陽,父澤、伯父柔,少年時因得郭林宗品評而知名。按郭林宗即郭泰,太原介休(今屬山西)人,善于獎掖后進,有盛名于東漢桓帝時期(147-167年),去世于漢靈帝建寧二年(169年)。王柔、王澤兄弟得到他的品評,最早不過桓帝時,最晚在靈帝初年。該傳還說兄弟二人知名后分別官至北中郎將和代郡太守,從時間上推斷也只能是靈帝以后的事情。因此,根據史書的記載,晉陽王氏貴顯的最早時間不會超過東漢靈帝時期(168—189年),亦即東漢末年。
        (一)漢魏西晉時期晉陽王氏的崛起
         作為晉陽王氏奠基人的王柔、王澤兄弟,最早在東漢的桓、靈二帝時期為人所知。當時社會上流行一種清議的風氣,一些有名氣的人喜歡品評人物,指陳時政。后進的人如果從他們那里得到了好的評價,很多都可以從此揚名,甚至飛黃騰達。因此,讓已經成名的人給自己一個好的評價,是當時許多未成名的年輕人喜歡走的捷徑。其中如后來的魏武帝曹操,因為被大名士許劭評價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而一舉成名,便是最為典型的事例。王柔、王澤兄弟也是用的這一手段。當時他們的同鄉郭泰就是一位成名人物,兩兄弟知道他有知人之明,便找郭泰給自己一個評價。郭泰說:“你們兩個當官都能做到兩千石(中級官吏)。不過,王柔會以當官建功而顯名,王澤會以經學儒術進身,應該說各有所長,愿發揮所長,好自為之。”兩兄弟聽了都很高興,后來王柔果然做到了北中郎將,王澤做了代郡太守,與郭泰說的幾乎一樣。
         王柔、王澤兄弟的成名和仕至兩千石,都成了晉陽王氏的奠基人,他們的家族從此就開始官宦輩出了,到曹魏末年時又因有人有功于司馬氏的建立西晉,晉陽王氏進而成為魏晉盛門,入晉后又成為晉朝的功勛之家和婚姻之家,從而很快進入全盛時期。這一個時期的開創者,主要是兩兄弟的兒子輩,其中王柔子王機仕魏官至東郡太守,王澤子王昶官至司空。尤其是王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尤為巨大,他的子孫后來也成為晉陽王氏的代表。
         關于王昶,史稱“少與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長,昶兄事之”,可知是與祁縣王凌同時的人。王凌在王允被殺后逃回太原,曹操安定北方后慕名征辟他為丞相府掾屬。在王凌的舉薦下,王昶也開始進入仕途,擔任了曹操兒子曹丕的“太子文學”,曹魏建國后又歷任散騎侍郎、洛陽典農、兗州刺史,魏明帝時又任揚烈將軍,賜爵關內候,魏末更官至司空,封京陵侯。這期間,他還立過軍功,曾受命進攻東吳的江陵(今湖北荊州)。采取誘敵深入之計,把守軍引出城外,大敗吳軍,臨陣殺了吳將鐘離茂、許曼。當時司馬懿及他的兒子司馬師等人已經控制了曹魏大權,許多效忠曹魏的人對此深感不滿,大將毋丘儉、文欽、諸葛誕等還先后起兵討伐司馬氏。他則認為曹魏大勢已去,司馬氏代魏不可逆轉,便投靠到司馬氏門下,還充當了司馬氏鎮壓毋丘儉、文欽、諸葛誕等人的急先鋒,被進位驃騎將軍,他的司空也是這樣來的。由于有這樣的功勞和地位,他的家族在西晉王朝發展壯大的基礎也被奠定了。
         由于有王昶奠定的基礎,晉陽王氏在西晉時便顯貴無比了。他的長子王渾,早在魏晉之際已任揚烈將軍,后轉徐州刺史、東中郎將、征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這種經歷無可否認與王昶打下的基礎有關。當然,這也不是否認他個人的因素。他任徐州刺史時遇到荒年,百姓大饑,他開倉賑濟,“百姓賴之”。任豫州刺史時遭受孫吳軍的突襲,他沉著應對,出其不意地出現在吳軍身后,大敗吳軍,這些都是他政治和軍事才能的表現。特別是在太康四年(280年),西晉發動了滅吳之役,他奉命率東路軍的一支渡過橫江句牛諸(今安徽馬鞍山西南),打敗3萬多吳軍,兵臨東吳首都建鄴(今南京)城下,因功增封8000戶,進爵為京陵郡公,后又官拜司徒。同時,王渾弟王深、王湛也都有名于西晉,分別官至冀州刺史、汝南內史,地位雖不如王渾顯貴,但也都到了王柔、王澤兄弟當年的水平了。
         在王昶的兒子王渾、王深和王湛貴顯的時候,王柔子王機的兒子王沈也有很高的地位。像王昶一樣,王沈也是有功于西晉建國的人,所立功勛甚至還在王昶之上。原來,在司馬氏積極謀取曹魏政權的時候,皇帝曹髦不甘于受制于人,打算派人刺殺司馬昭。這時王沈在曹髦身邊供職,被看作心腹,也被找來密謀此事。誰知王沈已經倒向司馬昭,覺得這是自己立功的好機會,便偷偷把曹髦的計劃泄露給司馬昭,以致使曹髦功敗垂成,曹髦本人也被殺害。由于立了這樣的大功,史書也說王沈“以創業之事與沈諮謀焉”,所謂“創業之事”也就是指這件事。正因如此,在司馬昭的兒子司馬炎(晉武帝)建立西晉以后,王沈以佐命之勛被封為博陵郡公,官至司空、錄尚書事,統城外諸軍事,成為權傾天下的人物,也是晉陽王氏在西晉建國以來地位最高的人。
        在王渾和王沈這一輩中,還有王默(黯)、王遐、王淪等人。其中王默被史書稱為王湛的從兄,王遐被稱為王湛的從弟。王默在曹魏時已官至尚書,王遐在西晉時任光祿勛, 王淪任參軍。到了他們的下一代,王渾的兒子王濟歷任侍中、國子祭酒、河南尹、太仆、驃騎將軍等職,還與晉武帝的姐姐常山公主結了婚,成為西晉的皇親國戚。王濟的弟弟王澄、王汶,“皆辯慧有才藻,并歷清顯。”王湛的兒子王承,官至東海太守。王沈的兒子王浚,官至大司馬。王默的兒子王佑,官至北軍中侯。總計在西晉立國的50多年中,晉陽王氏可考的10多人除1人早卒外,其余全部在朝中任職,大多歷位清顯,并有3人位登三公,1人尚主,官位幾乎都超過了郭泰當年所說的“二千石”,是鼎貴一時,說明晉陽王氏已經進入黃金時代了。
      (二)東晉時期晉陽王氏在東南的發展
        晉陽王氏到了西晉末年的時候,由于“五胡亂華”和北方大亂而受到沖擊,族中僅存下來的代表人物也像其他達官顯貴一樣追隨晉元帝渡江南下,并繼續在隨后建立的東晉王朝中為官為宦,僅有很少一部分回到家鄉,頑強自保,等待機會。故而,經過了這樣的亡國之痛,晉陽王氏的黃金時代實際上已隨西晉的滅亡而結束了,甚至在東晉初年時已經出現了明顯的敗落之象,以致時人有“祖不及孫,孫不及父”之喻。盡管如此,東晉時期的晉陽王氏仍是當時社會上的名門望族之一。這不僅表現為它能繼瑯琊王氏、潁川庾氏、譙郡桓氏、陳郡謝氏之后與皇族司馬氏一起支撐東晉政權,而且族中還有3人相繼成為晉哀、簡文、孝武帝皇后,1人位至三公(王恭),5人官至正副宰相(王述、王坦之、王蘊、王國寶、王恭),5人任大州刺史(王淡、王愉、王忱、王綏、王恭),8人有公侯爵位(王嶠、王道素、王崇之、王聿、王承、王述、王坦之、王愷)。除去其中的重復因素,仍可窺知晉陽王氏榮華。
         東晉時期的晉陽王氏,最為興盛的是王昶第三子王湛的后代。王湛的兒子王承在西晉末年避亂南下,被晉元帝任命為自己的從事中郎,在職時能夠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被認為是“中興第一”,但剛46歲就去世了。此后,王承的兒子王述任東晉康帝驃騎將軍,以后又官拜宰相。他為人耿直,不尚虛偽,遇事敢于承擔責任,具備政治家的氣量和見識,并因此受到朝野的稱贊。權臣桓溫北伐攻下洛陽后請求朝廷把首都遷回去,實際上是借以要挾朝廷,但皇帝和朝中的許多人都看不到這點,雖不樂意也不敢惹怒桓溫。正在眾人左右為難時,他就看出了桓溫主張遷都的用心,說:“桓溫主張遷都,不過是虛張聲勢以威朝廷,并不是他的真實意圖。盡管答應他,看他如何。”結果,桓溫反而沒了下文,遷都之事不了了之。再后來,到王述的兒子王坦之時,在他們建立的基礎上更加有影響,人稱“江東獨步”,名氣與后來主持“淝水之戰”的謝安不相上下,又與謝安同班供職。當時桓溫的不臣之心越來越明顯,但也已經年老多病,想在自己死前當上皇帝,甚至簡文帝也有意放棄江山社稷,病重時遺詔讓“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還對桓溫說“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但這時擔任侍中的王坦之卻極力反對,見到遺詔后急忙進宮,在簡文帝面前把遺詔毀掉,說:“晉朝天下是宣帝、元帝開創的天下,陛下怎能隨便將它給人?”說完,他便為簡文帝另起草一份詔書,把內容改為“國家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從而為朝廷化解了一次重大危機。事后,當桓溫知道他改詔書時,對他恨之入骨,甚至要把他殺掉,他則不為所曲。后來桓溫病重,要求朝廷為自己加象征王權的“九錫”,王坦之也與謝安一起借口加九錫的詔書寫的不行,退回去一一次重改,一直拖延到桓溫病死。由于他在維護東晉朝廷上立了大功,在桓溫死后的第二年便被任命為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開始掌握軍中重權,也為晉陽王氏進入新的鼎盛時期打下了基礎。
          晉陽王氏在王坦之以后,他的4個兒子都官居要職,“兄弟貴盛,當時莫比”。其中他的長子王愷繼承了他的爵位,任侍中,領右衛將軍;次子王愉任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官至尚書左仆射;第三子王國寶深受輔政大臣司馬道子賞識,被倚為心腹,“參管朝權,威震內外”;少子王忱任荊州刺史、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與此同時,西晉光祿勛王遐的女兒是晉簡文帝皇后,王遐的兒子王恪因此任領導將軍,王恪的弟弟王臻任崇德衛尉,王恪的兒子王欣之任豫章太守、王歡之任廣州刺史。而王坦之叔伯兄弟王濛的女兒是晉哀帝皇后,王濛的兒子王蘊官至尚書左仆射、左將軍、鎮東將軍、常侍,王蘊的女兒又是晉孝武帝皇后,王蘊的兒子王恭任督兗青冀幽并五州及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在整個晉陽王氏中,上有皇后,下有各級大臣,一時權傾內外,成為天下最有權勢的家族。
        正當晉陽王氏勢力達到鼎盛的時候,在家族內部卻因政治利益不同而發生矛盾,進而釀成亡家滅族的致命危機。原來,王坦之之子王國寶由于被輔政大臣司馬道子倚為心腹,司馬道子又較多地侵奪了晉孝武帝的權利,于是,晉孝武帝以皇后的兄弟王恭為外援牽制司馬道子,從而使王國寶和王恭卷入了皇室內部的權力之爭。結果,王國寶及從弟王緒建議司馬道子除掉王恭,王恭得知后立即以清君側之名發兵攻打京師建康(今南京)。司馬道子一時無計可施,便把責任全推到王國寶和王緒身上,將他們斬首示眾,以換取王恭的退兵。然而事情并未結束,第二年王恭再次起兵,但被臨陣倒戈的部將劉牢之殺害,他的5個兒子及弟王爽、王爽兄子秘書郎王和也同時被殺,從而使晉陽王氏受到沉重打擊。
         王國寶和王恭之爭的結果使晉陽王氏元氣大傷,但晉陽王氏的災難并沒有因此結束。在王恭被殺后,東晉朝政大權逐漸落入權臣劉裕(即后來的宋武帝)之手。劉裕名位未顯時,特別被王坦之的兒子王愉看不起,所以在得勢后對王愉進行報復,殺了王愉及其子孫10多人,只有王愉14歲的孫子王慧龍在別人幫助下投奔了后秦,并在后秦被北魏所滅后進入北魏,從此在北朝發展,勉強保住了王家香火。
太原王氏晉陽支故里、晉陽古城遺址,現在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東晉末年接連的家禍對晉陽王氏的打擊是致命的,以致從此他們幾乎在東晉和隨后的南朝歷史舞臺上消聲匿跡,即使偶爾有人見于記載也遠遠不能與此前的風光相比。如《南史·王元規傳》說,王元規是太原晉陽人,祖王道寶任齊晉安郡守,父王瑋任梁武陵王記室參軍,他本人是梁陳時名儒,陳文帝時任國子祭酒,陳亡入隋,官至秦王府東閣祭酒。子王大業,也在隋朝時亦聰敏知名。但王元規祖王道寶究竟晉陽王氏的何人之后?是否能與此前的晉陽王氏聯系在一起?等等,我們都已經不得而知了,而王元規父祖子孫所歷官職、社會地位等也完全不能與此前的晉陽王氏同日而語,可見在經歷了東晉末年的家禍以后,晉陽王氏已經變得默默無聞。 
       (三)北朝時期晉陽王氏的復興
        在東晉末年的家禍發生時,出自晉陽王氏、是東晉尚書左仆射王愉孫子的王慧龍因出奔后秦和北魏而到北朝發展,從而使晉陽王氏有了一個新的空間。
        關于王慧龍,身世還是一樁歷史公案。一種說法是他是王輯之子,家禍發生時才14歲,被沙門僧彬藏匿起來獲免。僧彬還鼎力幫助他從京師逃到江陵,投奔他的叔祖王忱故吏荊州前治中習辟疆。但不久后習辟疆打算乘荊州刺史魏詠之去世之機推他為盟主,事情敗露,他又在僧彬帶領下投奔雍州刺史魯宗之,并在魯宗之資助下渡江北奔后秦。北魏太常二年 (417年),后秦亡國,他又入北魏。由于他的北奔事起張惶,沒有身份憑證,很多人懷疑他的身份。只有權臣崔浩見他“鼻大”,覺得符合晉陽王氏“齄王”的相貌特征,“信王家兒也”,還讓弟弟崔恬把女兒嫁給他。但不久后魯宗之的兒子魯軌也來投奔北魏,卻有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說法。魯軌說王慧龍本是王家的私生子,母親是王輯的側室,與僧彬私通后生下他,因此僧彬才會這樣舍命相救。對于魯軌的這種說法,史書并沒有留下王慧龍本人辯白的任何文字,倒是直到王慧龍孫子王瓊時還有人說他的“真偽今自未辯”,再以后的《魏書》、《北史》也都標明“自云太原晉陽人也”,或說他北奔事“其自言也如此”,說明時人至少都將信將疑。史書還記載崔浩得知真相后早已把侄女嫁出,為顧全家族臉面也只好將錯就錯,一方面仍“成贊其族”,宣傳他是正宗,同時又把他禁錮,使他“久不得調”,不再升官。從這種禁錮他的做法看,崔浩本人也是相信魯軌的說法了。
        王慧龍在入北魏后不僅身份遭到懷疑,而且以后的發展也不順利。由于他并沒有為北魏立下多少功勞,又與其他入北的東晉南朝人士沒有過深的歷史淵源,還缺乏強大的宗族根基,因而在北魏人眼中不過是一介“羈旅南人”。甚至在他去世時,臨終之時,上書朝廷“乞葬河內州縣之東鄉”,而不是請求歸葬鄉里晉陽,更讓人懷疑他有難言之隱。個中原因大約還因為他所在的晉陽王氏自晉末南渡后已經脫離鄉里達百年之久,舊有的宗族觀念已十分淡薄,已經“不為鄉里所容”,因此他也才舍棄晉陽而求葬河內。
        由于上述緣故,王慧龍及其后代在北魏明元帝末年到孝文帝初年共五朝近80年的時間里地位都不顯赫,加上自王慧龍到王瓊“三世一身”,一脈單傳,并沒有引起太多人的重視,所任官職也都不貴顯。如王慧龍僅官至滎陽太守,授龍驤將軍,賜長社侯。其子王寶興襲爵,閉門不仕。其孫王瓊,太和初始為典侍令,例降為伯。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寡人物、乏仕宦的家族,卻在孝文帝定族姓時被當作太原王氏的象征,王瓊之女還被納為妃嬪,一躍成為與崔、盧、李、鄭四姓并稱的高門,“世之言高華者,以五姓為首”,登上北方一流大族地位,再次使朝野人士深感不平。不過,盡管如此,由于有皇帝的有意提攜,王慧龍及其后代仍從此驟顯于世。加上當時已與北方高門大姓清河崔氏、范陽盧氏、隴西李氏結為姻親之家,通過這一特定機緣得以順利進入一流盛門的婚姻圈內,從而在婚姻上也贏得了與崔、盧等高門同等的社會地位。
        從王慧龍到王瓊,經北魏明元帝到孝文帝五朝,基本完成了由“羈旅南人”向北朝一等大姓的轉變。王瓊后來官至征北將軍、中書監、并州刺史,封長社伯,有子4人:王遵業、王廣業、王延業、王季和,并有時譽,人稱“英英濟濟,王家兄弟”。兄弟4人后來又都進入仕途,在孝明帝時翩然登朝,其中王遵業任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領黃門郎,多參機事,世謂“小宰相”;王廣業初任太尉祭酒,官至太中大夫,王延業任中書郎,王季和任治書侍御史,并州大中正。王遵業、王延業還曾為孝明帝講《孝經》,時人以為榮。4兄弟又都各立房支,人稱“四房王氏”。其中王遵業是大房,子孫貴顯于北朝隋唐,10世孫王溥在唐末擔任唐昭宗宰相;王廣業是二房,貴顯略遜大房,后裔知名者有北齊膠州刺史王野父、唐御史中丞王珺儒、中書舍人王孝遠、祠部郎中王佶、太常博士王仙客、殿中侍御史王鄭卿等人;王延業是三房,王季和是四房,都早亡無后,因此也顯于隋唐。
        在王慧龍的后代被當作太原王氏代表以后的發展中,不可否認仍有人物單鮮、權位不達的陰影。其中王瓊在孝文、宣武之世“多年沉滯”,先以受納之嫌為權臣王顯所劾,后由宅居之爭為宦官劉騰所屈,郁郁而終。在王遵業兄弟輩,王遵業領黃門郎但“政歸門下”,權力有限,且在任時間很短。王遵業次子王松年于北齊參定律令,卻因“戀舊情切”而為武成帝所忌。王劭事隋,在著作20年,除廣引圖書讖緯外別無事跡可言。正是由于有這樣的官宦不達、事少可稱,久而久之,其家族地位勢必受到影響,在“四姓”中的排列位置也發生了變化。早在北魏孝文帝定族姓時,“四姓”的排名還是崔、盧、鄭、王,而到唐代,卻逐漸演化為以崔、盧、李、鄭“四姓”,只有提到“五姓”時才加太原王氏。對此,《唐國史補》說:“四姓唯鄭氏不離滎陽,有崗頭崔、澤底李、士門崔,家為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為美,故呼為汲鏤王家,譽金質而銀飾也。”這里的“汲鏤王家”稱謂,實際上是王氏的地位的形象說明,雖為“金”也畢竟是“飾”。同時也說明,至少到唐朝初年,作為太原王氏代表的王慧龍的后代,地位已經下降,被摒棄于“四姓”之外,成了與崔、盧、李、鄭虛相稱美的裝飾物。
        當然,北朝隋唐的晉陽王氏并不只有王慧龍一族,除此之外還有多支知名,其中與王慧龍一族地位相近甚至偶有過之的是被稱為中山王氏的北魏“中山王”王叡及其后代。據《北史·王叡傳》記載,王叡也“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橫,張軌參軍。晉亂,子孫因居于武威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涼州平,入京”,死后因子貴,贈官平遠將軍、涼州刺史,封顯美侯。由上可見,這支王姓人在初入北魏時聲名不顯,而王叡此后又傳父業,以天文占卜之術見幸于臨朝聽政的文明太后,數年之間由太仆遷給事中,不久又為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尚書令,封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內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服焉”, 一躍成為北魏政壇中舉足輕重的人物。與此同時,其家族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也迅速上升,所得賞賜“前后巨萬,不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并盡良美”。他的兩個女兒一嫁隴西李氏,一嫁趙郡李氏,出嫁時先入宮受太后接見,出宮上車后又被太后送過中路,儀式與公主、王女出嫁無異,時人也說是天子、太后嫁女。后來去世時,京師送葬的人傾城,“京都文士為作哀詩及誄者百余人”,士女“造新聲而歌之”,成為轟動朝野的盛事。他的兩個兒子,長子王襲“襲王爵,例降為公”,任尚書令,領吏部曹,“仍在高祖左右”,后任并州刺史。次子王椿,任太原太守。兩人及后代從此到北齊初的數十年中長期控制并州地區的政權,擔任刺史太守等職。除兩兄弟外,《魏書》中還有王祖干、王綽任并州刺史,王超任并州治中,王穆任上黨太守,《關東風俗傳》說他們當時“一宗近萬室,煙火連接,比屋而居”,實際上是在晉陽一帶頗具影響的地方勢力。史書還說王椿“于宅構起廳事,極為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為本郡,世皆呼為王太原”,儼然是一方宗主。甚至直到唐代,王叡的6世孫王晙又擔任了唐玄宗宰相,榮寵連盛不衰。不過,這支王姓人在北朝后期已經出現衰落之相,甚至被“徙樂陵”,而到唐代又被稱為“滄州景城人”,說明基本與晉陽無關了。也正因如此,在《新唐書》里,他們被與晉陽王氏區別開來,而以王叡當年所封“中山王”爵位相稱,為中山王氏。而根據后代學者的研究,這支王姓人本來就是假冒的晉陽王氏。

“太原堂”匾額,太原王氏的一種象征
        除上述兩支外,北朝隋唐時的晉陽王氏還有一些旁族別支,其家族地位雖不能與上述兩支相比,但也是各朝有影響的貴族。如據《北史·王士良傳》記載,王士良先祖出晉陽,晉末避亂,西入涼州。北魏太武帝滅北涼,其曾祖王景仁歸魏,仕為敦煌鎮將。祖王公禮,任平城鎮司馬,因家于平城(今山西大同)。父王延,蘭陵郡守。王士良本人則在魏末遭亂,遷居河右,在北齊時曾任總知并州兵馬事,北周時又授并州刺史。由于“去鄉既久,忽臨本州,耆舊故人,猶有存者,遠近咸以為榮”。他后來又在隋朝任職,官至小司徒、荊州刺史,封瑯琊縣公。子王德衡,北周末年任儀同大將軍。
又《北史·王韶傳》:王韶“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王諧,原州刺史,父王諒,早卒。王韶北周時以軍功官至開府、車騎大將軍,封昌樂縣公。入隋后極受文帝敬重,文帝曾說“子相(韶字)受我委寄,十有余年。終始不易”。又從軍滅陳,陳亡后留守建康,文帝說“能克平吳、越,王子相之力也”,后官至司徒、尚書令、靈豳等10州刺史,封魏郡公。子王士隆也有父風,隋末任尚書右仆射。王世充代隋建鄭時,他依然又被知遇。
         又《北史·王操傳》:其先太原晉陽人,后梁外戚,仕后梁明帝,官至宰相,封新康縣公,明帝稱“賢相”,死后官贈司空,7個兒子都有名當時。
   又唐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太原王公(卓)神道碑銘》稱,王顏18代祖是晉司空王卓,“歷魏晉為河東太守,遷司空,封猗氏侯,夫人河東裴氏,父仲賢,任雍州牧。卓翁年七十九,薨于河東,時屬劉聰、石勒亂太原,晉陽不遂歸葬,葬河東猗氏縣焉”,是因亂離開晉陽的人,也與其他幾支一樣,世系所出難以一一考辨了。
     (四)隋唐及以后的晉陽王氏
        隋唐時期,特別是入唐以后,晉陽王氏貴顯者又有多支,其中有些是北朝舊族,如王慧龍后裔中的大房、二房,王叡之后的“中山王氏”,其詳情已見上部分所述。除此而外,又有汾州長史王滿一支,《新唐書》也說是太原晉陽人,但在王滿以上卻沒有提及,大約是一個直到唐代中葉前后才崛起的家族。但這支王姓人從王滿開始連續四代都有功名,盡管多是下級官吏,仍然為他的玄孫王播一舉成名奠定了基礎。因此,到王播時,早年因父親王恕在揚州做官而客居揚州,父親去世后家中生活困難,曾寄食于揚州木蘭院,后中進士,任侍御史,不避權貴,為人所稱。又任三原縣令,“政理修明,恃勢豪門,未嘗貸法。歲終考課,為畿邑之最”。后又歷任御史中丞、京兆尹、刑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禮部尚書、淮南節度使,唐穆宗、文宗時兩度拜相,封太原公。在職時“勤于吏事,使務填委,胥吏盈廷取決,簿書堆案盈幾,他人若不堪勝,而播用此為適”。早在任鹽鐵轉運使時,朝廷討伐淮西叛亂,他為保證出征兵馬糧秣供給,推薦深通“泉貨盈虛”的程異擔任自己的副手,讓他到江淮督使財賦,使淮西前線“兵得無乏”,為淮西平叛的勝利做出了貢獻。此后,他的兒子王式,弟王起、王炎,王起子王龜、王鐐,王炎子王鐸,等人也都知名于世。其中王式任武寧節度使,王起封魏郡公,王炎任太常博士,王龜任浙東觀察使,王鐐任汝州刺史,王鐸在唐僖宗時擔任宰相,其家族也因此成為唐代末年最有影響的晉陽王氏支派。
        唐代的晉陽王氏除王滿子孫外,還有幾支見于記載。其中之一是萊州刺史王景所在的房支,唐德宗時有出自這一房支的王緯任太子少保;之二是駕部員外、詩人王翰(搟)所在的房支,一種說法是他也出自晉陽王氏;之三是唐文宗時仆射王彥威所在的房支,史稱“太原人,世儒家’,因長于儒學而見重于時;之四是唐憲宗太尉王鍔所在的房支,史書說他“自言太原人”,“附太原王擁為從子”。王鍔曾“受符節居方面凡二十余年”,“家財富于公藏”,兒子王稷在唐末任德州刺史,被節度使李公略殺害。王稷子王叔泰,唐亡時仍擔任一定職務。
        不過,在唐代特別是唐代中葉以后的晉陽王氏,由于出現了不少新興家族,加以他們大多已不在晉陽居住,因此在郡望上也大多不再稱晉陽王氏或祁縣王氏,而以籠統的太原王氏相稱,而我們也無法再確知他們究竟屬于晉陽王氏還是祁縣王氏,上述王彥威、王鍔等人都屬于這種情況。此外,還有不少人是在新到之地顯名并以新郡望相稱的,僅在追述家族來源時自稱出自太原王氏,但具體到太原王氏的哪一房支也不述及,以致使我們也無法推知其來源。這種情況越到后期越普遍,如京兆萬年王氏、河東蒲州王氏、武威姑臧王氏、樂陵王氏、河內(又稱懷州溫縣)王氏、汾州王氏、同州下部王氏、河中王氏、絳州龍門王氏等都自稱出自太原王氏,北宋的步軍副都指揮使王信、秘書監王子韶、河東經略安撫使王忠植,金朝的左右司員外郎王渥等人也都自稱是太原王氏的后代。這種事實至少告訴我們,從唐代中葉開始,至遲到唐代滅亡以后,晉陽王氏已經衰落不顯了。
今日太原一角,古老的建筑訴說著當年的滄桑
        唐代以后,由于五代十國時期戰亂頻仍,特別是到北宋末年時又遇到了像當年的西晉一樣的歷史環境,相傳屬于晉陽王氏的人紛紛南遷,其中出自王慧龍后裔中大房的人遷居安徽績溪,進而發展為較有影響的安徽績溪王氏。除此之外,還有統稱為太原王氏的人遷到其他各地,如遷山東的有館陶王氏,遷江蘇的有吳縣王氏。在其他各省,又有云陽包港王氏、江州德安王氏、金沙王氏,嘉定黃巖西樵王氏、鎮江苦竹王氏、昆山沙頭東沙王氏、獲川中沙王氏、無錫、沙頭西沙王氏、姑蘇洞庭王氏、東山王氏、太倉王氏、昆山王氏、海虞六河王氏、維楊柳巷王氏、開沙王氏、丹徒京口王氏、衡陽漁溪王氏、浦陽深溪王氏等,大多自稱與太原王氏有關。
       (五)晉陽王氏的家族特色論
        晉陽王氏自魏晉開始知名于世,累代顯宦,成為天下盛門。認真剖析一下它在當年的歷史,就會發現,它在東漢末年起源以后,經魏晉重臣王昶、王渾父子的努力,奠定了其作為著名門閥的地位。門閥的必須條件是代代出高官,這是在政治上的存在,但在此基礎上得到社會的尊敬,政治的存在就轉化為社會的存在。
         晉陽王氏南渡后,與東晉政權結合,繼續獲得高官厚祿。加上人才相繼,一門三后,一時有“五世盛德”之說。這種說法出自陶淵明的《群輔錄》,說晉陽王氏“五世盛德,聞之故老”,所列五世即從王昶開始,經王湛到王承、王述、王坦之等人,都是一脈相承的關系,也是除王昶、王湛外都知名于東晉的晉陽王氏代表人物。《三國志·王昶傳》說王昶當年“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因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沉字處道,其子渾字玄沖,深字道沖”,并勉勵他們“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寶身全行,以顯父母”,被認為是“五世盛德”的奠基人。同傳還注引《晉書》說“昶諸子中湛最有德譽,而承亦自為名士,述及坦之并顯重于世,為時盛門”,這便是所謂的“五世盛德”。但到東晉末年時,因政局變動,晉陽王氏連遭家禍,幾乎滅門,它從此也幾乎在東晉南朝歷史舞臺上銷聲匿跡。在家族最為艱難的時期,劫后余生的王慧龍利用社會重名族的習慣心理,小施權術,以出自東晉的晉陽王氏相標榜,輕而易舉地當上了既是當朝宰相又出自北魏最高門族清河崔浩家族的乘龍快婿,從此一步登天,步步高升,至其孫王瓊時,又借孝文漢化改制的東風登上與崔、盧、李、鄭四姓齊名的地位。其后歷齊周隋唐四朝,300余年,這種地位幾乎沒有消失。
        王慧龍只身仕魏,經子至孫,三世單傳,以后才分為四房。由于其家族興起憑藉的是政治和社會影響,因此并不像其他世族那樣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其作為強宗大族的宗族基礎也同樣不堅固。當然,這種情況并非晉陽王氏所僅有,因為當時的北方大姓,“唯鄭氏不離滎陽”,清河崔、范陽盧、趙郡李等也有類似的經歷。
        以北朝的晉陽王氏四房為基礎,唐代的晉陽王氏以房支顯。房作為大家族的派生,在對祖先祭祀時有不同的位置。由于政治環境的變化,晉陽王氏漸漸蛻變成唐政權治下的官僚名門,而不再是拮抗王朝的豪族。唐王朝竭力扭轉了社會上崇高門閥的習慣觀念,把它轉化為對王室的崇敬。
        總起來看,晉陽王氏在北魏前后譜系發生了較大大變化,除作為主干的王慧龍支急劇擴大外,其他旁支也開始抬頭。日本學者守屋美都雄在《六朝門閥的研究——太原王氏系譜考》一書中,列表將各房支的始祖與最后見于記載的后裔顯示出來,發現各房支有很大區別。盡管各房支貴顯歷史長短不一,貴顯程度有異,但到唐末五代后,都很難再把譜系沿續下去,這正是門閥制度崩壞的結果。
        又北魏《王溫墓志》:王溫是燕國樂浪樂都人,“漢司徒霸,晉司空沈之后也。祖平,魏征虜將軍、平州刺史。父萇,龍驤將軍、樂浪太守。昔逢永嘉之末,晉太中大夫。從祖司空幽州牧浚遇石世之禍。建興元年,自薊避難樂浪。因而居焉。至魏興安二年,祖平攜家歸國,冠冕皇朝,隨居都邑”,他本人則官至使持節、撫軍將軍、瀛州刺史。從墓志看,他與王慧龍一族的情況不同,是晉末大亂時留在北方的晉陽王氏后代,為避亂縣遷遼東,再因做官的緣故遷到京師平城。由于所居之地離晉陽不遠,基本上也算落葉歸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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